
公元427年的秋天,一个62岁的老人坐在浔阳的茅屋里,给自己写悼词。
不是遗嘱,是祭文。他替自己主持了葬礼,把自己该说的话都说完了,然后等死。他在文章结尾写:不要给我堆坟,不要给我立碑,生前名声我不稀罕,死后有人歌颂又怎样。
三个月后,他死了。这个人,叫陶渊明。

归隐,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
很多人知道陶渊明"不为五斗米折腰",却很少有人认真想过:他为什么会去当那个县令?
答案很简单——家里揭不开锅。他在辞官时留下的文字,把当时的处境说得很直白:孩子一堆,粮缸空着,种地的收成根本不够吃,亲戚朋友劝他出去做官,这才硬着头皮接了彭泽县令的位置。
去做官的理由,说出来有点窘:那个县城离家近,公田的收入够买酒喝。
仅此而已。
然后做了八十多天,督邮来检查,属吏说你得换身正装迎接。陶渊明当场翻脸,说我不可能为了这点俸禄去向那种人点头哈腰,收拾包袱走人。

这是公元405年,他四十一岁。从此归隐田园,再没有出去做官。
这个决定,被后世反复讴歌了一千六百年。
但他接下来的日子,说出来其实挺让人心疼的。
归隐后的第三年,上京的老宅一场大火,"一宅无遗宇",房子烧了个精光,只剩一条船翻扣在门口遮风挡雨。种地也没种好,他自己写诗说豆苗地里草比苗多,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,听起来很美,但收成其实很差。
五个儿子,全部不成器。他写了首《责子》,把每个孩子都点评了一遍:老大十六岁懒得出奇,老二不爱读书,老三老四十三岁连数都不会数,最小的九岁只知道找东西吃。

最后陶渊明加了一句: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——老天要这样,那就喝酒吧。
这不是笑话,这是一个父亲真实的无奈。
等到了62岁,他的处境已经难堪到——因为饥饿出门讨饭。他在诗里写,饿意把我赶出了门,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,走啊走,走到一户人家,敲门,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
那一年还赶上灾年,旧粮吃完了,新粮还没收。他写道:老了之后更是长期挨饿,夏天穿的还是冬衣,因为根本没有换的。

这就是"归隐"二十二年后的真实结局。
说他有多爱自由、多向往山野,我不怀疑。但归隐这件事,有多少是自愿的主动选择,又有多少是被时代结构逼出来的出口,实在值得细想。
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的开国功臣陶侃,但那个时代讲究门第出身,寒门子弟不管多有才华,在士族大家面前永远矮一头。他第一次出仕,顶头上司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——陶、王两家早有嫌隙,那种位置上待着,能有什么好结果?
归隐,与其说是他想通了,不如说是那扇门本来就没怎么对他开着。

饮酒,其实是一种防身术
陶渊明爱喝酒,这件事人尽皆知。
但"爱喝酒"和"必须喝酒"之间,有一段距离,很多人没有仔细看。
他在《饮酒》的序言里自己说:我闲居在家,没什么开心的事,加上秋冬夜长,只要手边有酒,没有一个晚上不喝,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影子,喝完了事,喝着喝着就又醉了,醉了就写几句诗自娱。
这不是风雅,这是一个中年人在暗夜里和自己对饮。
不过,陶渊明的饮酒,还有另一层更现实的功能。

他生活的那个年代,政治上极不安全。桓玄篡了位,刘裕又起兵反桓玄,打进建康,后来又把身边的功臣一个个清洗掉。那个时代的士人,最怕的不是穷,而是站错了队被灭族。
在这种氛围下,"醉人"是一种很有用的身份。
陶渊明之前有个阮籍,为了躲开权贵逼婚,直接喝酒喝了整整六十天,把来提亲的人全熬走了。后人总结这套生存哲学,说得很直接:那个年代的人之所以整天喝酒,不是真的爱酒,是"时方艰难,人各惧祸,惟托于醉,可以粗远世故"。
醉,是一块牌子,挂着它,才能离政治远一点。
陶渊明在《饮酒》里也说过:如果不痛快喝酒,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,您就当是醉话,原谅我这个醉人吧。

这哪里是喝酒,这是给自己准备的免责声明。
他在出任县令之前,就要求公田里的粮食主要用来种高粱——酿酒的原料,妻子坚持要种口粮,才分出一小块地来。这人对饮酒的执念,不是后来才有的,从一开始就刻在骨子里。
后来有朋友颜延之离开时,留了一大笔钱给他。这笔钱够他生活相当一段时间,但陶渊明把它整个儿送到酒家,存在那里,日后慢慢取酒喝。
他也知道,这么喝下去代价很大。身体越来越差,脚有了毛病,晚年出行要人抬着走。到了62岁,连买酒的钱都没了,酒也喝不上了。
归隐解决不了饥饿,饮酒挡不住衰老,这两条路,他都走到了尽头。

什么都不要,反而什么都留下了
陶渊明大概在五十岁出头的时候,写过一首诗,里面有两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:
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
意思是,这里面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,但我想用语言说清楚,却发现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。
这不是失忆,也不是语言能力的退化。
他那个时代的读书人,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:语言是工具,用来抵达意思,一旦意思到了,工具就该放下。就像钓鱼的网,捞到鱼就可以扔了,何必抱着网不松手。

陶渊明四十九岁时,写过一组诗,专门反驳慧远大师关于"灵魂不灭"的说法。他的立场很明确:人死了,形体和精神都消散,没有来世,没有轮回,死就是死。这个结论,他不是到临死前才想清楚的,而是在死亡真正来临的十几年前,就已经推演完毕。
所以到了62岁,当他给自己写祭文的时候,他是真的想清楚了,不是在装。
那一年,有个大官来看望他,见他躺在床上,瘦到脱相,饿了好些天,于是劝他说:有才能的人,天下有道就出来做事,眼下是文明盛世,你何必自苦成这样?还带来了吃的。
陶渊明把那些食物推开了。他说,我哪敢自称有才,志气也没到那个份上。
饿着肚子,拒绝了食物。

这不是意气用事,这是他用一生的代价,终于确认了一件事:那条路上没有他想要的东西,而他真正想要的,语言也描述不了,名声也装不下。
《自祭文》里他写:我这一生,命里带穷,饭碗常常是空的,冬天的衣服穿到夏天还没换。但心里一直有闲,乐天知命,直到死。
然后是那句最著名的:不封不树,日月遂过。匪贵前誉,孰重后歌。
不要坟堆,不要墓碑,生前名声无所谓,身后歌颂又如何。
他写完后不久,一个朋友给他定了一个私谥,叫"靖节"。后来萧统把他的诗文编入《文选》,苏轼被贬黄州的那些年,最反复读的就是陶渊明。

这个什么都不要的人,却让后世一千多年放不下他。
归隐没能让他吃饱,饮酒没能让他太平,但什么都不要之后,他反而什么都有了。
这大概就是陶渊明那个"顿悟"最真实的样子——不是开悟在某个晴朗的下午,而是在62岁,饿着肚子,把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,回头一看金股配资网中心官网,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好遗憾的。
老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